[16] 陈独秀：《答常乃惪》，载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见《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65页。

不过，在以学校师生为例来说明三纲说的真义所在时，贺先生却主要是从师生两方面来讲的：假如为教师者都能绝对的片面的忠于学术，认真教学，不以学生之勤惰，效用之大小，而改变其态度。（《续焚书》卷一《与焦漪园太史》）吾不知为三纲正名的学者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儒者，又或者并非什么真正的儒者，而只不过是牟宗三先生所谓义学失其传，文人得肆其胡说而已？以文人之胡扯来卫护、接续和重建中国文化之价值系统与儒家思想之道统，岂非恰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如此这般儒家的复兴正是儒家的死亡之吻？此诚可忧可惧也。

如此说来，已完全没有必要像贺麟先生所说的那样，还要煞费苦心地对三纲说的真义加以新的解释与发挥，以建设新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直接恢复旧三纲说及其本义便可以重新找回中国文化自身的价值和方向了。象山先生曾经评点道学之说曰：近日向学者多，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然而，如果笔者理解不错的话，贺先生并不是在直接肯认三纲说本身的正确性或合理性，而只是说要求关系者一方尽自己绝对的片面的义务构成了三纲的精蕴的真义的纯理论基础，但要想使人们之间的关系真正构成一种具有合理意义的伦理关系，其实也应同时要求另一方同样应尽自己的绝对的片面的义务。由上可见，贺麟先生尚未完全丧失掉对三纲说的死躯壳的历史审视的眼光和批评反省的意识，他之发掘阐发三纲说的真义或真精神，并不是说只是要求关系者一方绝对地片面地服从另一方就是合理的，而只是强调关系者一方应尽自己的片面的绝对的义务本身自有其合理性。他们有的认为，汉儒董仲舒和《白虎通义》所谓三纲的含义，只是意指君臣、父子和夫妇双方角色、地位上的不同，只是不同，而不是不平等，双方在道德上、人格上是平等的，是一种不同而合作或者分工而合作的关系。

  本文删节稿以《破坏三纲说的死躯壳仍是当下历史任务》为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29日评论版   进入 林存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三纲 儒学 。当然，我们考虑服从的义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固执己见或变化多端，拒不服从，也是野蛮行为，因此，文明本身就要求正常情况下的服从和特殊情况下的不服从，否则，文明生活赖以建立的基本秩序就会垮台。《七略》是由两汉之际的刘歆编制，它虽然简略，但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系统反映国家藏书的分类目录，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共七略。

也正因为如此，在他看来，作为学术性的国学是无从把握的，要谈国学就只能谈儒家的六艺之学，谈儒家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我在这里连用了三个自己，以此强调和提醒人们，学问究竟在什么层面与每个人自己发生着关系。一是从作为学术性的国学所研究的范围，一是从作为思想性的国学所研究的范围。法家在以后的两千多年的社会政治中被统治者所利用，从而与儒家思想形成内法外儒(阴法阳儒)的格局。

作为表征中国传统学问，指称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概念则是始之清末，产生中西文化、新旧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学界广泛讨论和使用。人所率之性和所修之道乃是天性天道也。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魏晋玄学：魏晋玄学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了弥补儒学不足而产生的。其要表明的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意识和精神，从而表征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呼唤——那就是理性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自信地再造中国传统文化，并以此振兴中华民族。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性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

缘起论是佛教一切教义的理论基石。此无包括了空间的无限性和时间的无限性。并将《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分别号为《道德真经》、《南华真经》、《冲虚至德真经》、《通玄真经》，这是唐代官方指定的四大道教经典。也就是说，天地有性，有道，有理，有心，而此性、道、理、心即是仁爱。

但我们现在暂时搁下这些争论，在这里至少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中国人精神和心灵层面，或说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的绝不仅限哪一家，毋宁说是儒道佛三家共同担起了这份责任。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表明道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可以低估，甚而是可以忽视的，恰恰相反，道家在中国的影响不会小于儒家。

具体说来，从事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字训诂学等的研究都可以视为对国学的研究。在我看来，仁是儒家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儒家所有德目的总纲，或说全德，一句话，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

汉代儒学以经学的形式发展，后人多以经学代表汉代儒学。《七略》是由两汉之际的刘歆编制，它虽然简略，但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系统反映国家藏书的分类目录，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共七略。《中庸》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之谓也。也正因为如此，在他看来，作为学术性的国学是无从把握的，要谈国学就只能谈儒家的六艺之学，谈儒家的精神。有时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

认为所谓国学就是儒家的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理学中有不同的学派，各派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互相区别，使理学思潮呈现出复杂的情况。

如果说儒家是通过回答人性之源来弘扬它的核心价值观的话，那末，道家则是通过探寻宇宙之根来宣扬它的核心价值观的。如果要再对三家思想各自的特点及功能作一个更为生活化的概括，那就是儒家思想使得人站得高，看得远。

只要有了真诚之爱，自然之爱，博大之爱，一定能化掉一切怨忿和仇恨。而在这些宗派中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是已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

一般来说，文化的范围极其广泛，物质的，非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都可被称为文化。道家的人生观是达观、退让、处下。道家无为非不做，不干之意也，而是指因性任物的常自然、法自然、尊道而贵德等行为。什么是空呢？它绝对不是我们常识、经验、科学的概念框架中所说的一无所有，完全不存在的意思。

在佛教看来，人们常常不能以中道的方法来体认诸法实相，处于无明的状态。后学界在此基础上，又将国学定义为中国的固有学术文化。

道家侧重宇宙观、人生观。唐朝建国以后，李氏的皇族自认为是老子之后，更加推动了道教的发展，尤其是对老子的崇拜。

而那时最有影响的有四家：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另还有南宋的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明中期则有王守仁的阳明学。

可见，国学一词最早的就是指学校的专有名词，其本身不指学术、思想、文化。儒家虽然在以后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被发展和改造，形成不同的统系，有君统、道统、学统等，但只要是被冠以儒家和儒学的，在发挥作用上、在理论基础上、在思想特点上、在依凭经典上、在核心观念上、在历史传承上都要有其共同性。其二是形成一种烦琐的学风。缘起是指宇宙间的一切存在都是依据一定的原因和条件而生起变化的，即所谓宇宙万有皆因缘和合而成。

《礼记》也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国有学。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自称奉太上老君意旨，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制订乐章诵诫新法，刻召鬼神之法，制作符箓以召神驱鬼、除灾治病，是为北天师道。

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这样一种重生轻死，重人事，轻鬼事，重此岸，轻彼岸的现实倾向对儒家以及中国人的价值取向都产生了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道家欲使人融入一个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最高境界，此不可不谓之宽广。

儒家将此种学问称为为己之学，而与此相反的学问被叫着为人之学(做学问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而完全与自己的做人，与自己的生命脱钩)。于是唤醒、呈现、光明、遵循内心本存的天性也就当然地成为儒家哲学的逻辑进程和人道教化的必由之路。